日期：1957-8-0 作者：杨耳
杨耳在这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当中，为什么要提出立场问题来呢?这是因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既然是一场极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就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斗争中的人和事，也就是说，必须在政治上分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无产阶级立场，什么是资产阶级立场，什么是社会主义立场，什么是反社会主义立场，才能够使人们明辨是非，划清敌我，进行正确的斗争。我们知道，在物理学实验当中，人们可以用三棱镜把白光分为组成它的几种原色，在化学实验当中，人们可以用电解的方法，证明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在政治斗争中间，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就可以找出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本质原因，就会懂得，为什么各种社会势力对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的看法会不相同，甚至会完全相反了。我们认为，这种在政治问题上看法的分歧或对立，固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常常就是因为人们有着不同的阶级立场。
右派分子最害怕也最反对人们提出立场问题来。他们说，提出立场问题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用大帽子压人”。其实，如果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又何怕之有?右派分子所以害怕人们提出立场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阶级分析的方法好象照妖镜，能使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形再也隐藏不住罢了。
提出立场问题来，对于加强我们自己的战斗队伍，也是完全必要的。这一场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为了要赢得这一场政治上的战争，那就必须要求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都有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人们都懂得：敌我不分的人不能成为好战士，而动摇的军队是很难打胜仗的。在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有很多同志表现得很好，他们不愧为社会主义的优秀战士，可是，也有一些同志(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当中的党员和团员)，在斗争中的表现并不很好，他们当中有些人立场摇摆不定，和右派分子之间在思想上划不清界限，有些人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无义愤，听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无动于衷。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参加了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但是由于自己心中的是非还没有分辨清楚，所以在反驳右派分子谬论的时候，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些同志绝大多数人都是好同志，不过有些人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不够，有些人在政治上患了伤风病，政治嗅觉不大灵，只要我们向他们讲清了道理，他们就会擦亮眼睛，分清左右，积极起来斗争的。所以，提出立场问题来，对于坚强我们的战斗队伍，动员大家起来粉碎右派的进攻，是有很大意义的。
有人说：“谈立场问题，在过去是需要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既然有矛盾，当然就有划分立场的问题。既有敌我之间的矛盾，就有划分敌我立场的问题。既然还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自然就有划分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立场的问题。当然，现阶段划分敌人和人民的界限，以及今天社会矛盾的情况，和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比起来，是不大相同了。就人民和敌人的界限来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说：“现在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如果不明确认识这一点，还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准来划分敌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今天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情况也和过去不同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可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用毛泽东同志这些话为指导，再来看一下当前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使许多以为今天中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的老实人吃了一惊。这次右派分子的进攻，既然是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我们怎么能够不提出立场问题来呢?
“成年人自然有立场问题，青年人是没有立场问题的。”在这次右派分子的进攻中，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在向学生“点火”的时候竟然说：人生三十而立，对三十岁以下的人来说是不应该划什么进步、中间、落后的立场的。事实真是这样的吗?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他自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作品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被轰毁，……。”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就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中国人民大革命之后，国民党青年屠杀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和其它革命青年的情况。这样，鲁迅先生就抛弃进化论的观点，而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青年，观察社会现象了。事实上，在这次右派分子的进攻和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青年们并不是象钱伟长说的没有进步、中间和落后之分，而是相反，他们的立场的分别是异常鲜明的。绝大多数青年对右派分子愤怒，他们坚决向右派分子作斗争，而另一方面，也有林希翎、谭天荣这样年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青年右派分子，公开散布仇视党和仇视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这样，难道还可以说青年没有立场问题吗?
这次右派分子的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是在高举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面进行的。他们一面做着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勾当，另一面却在口头上宣布自己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章乃器说：“我爱护党就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罗隆基说：“就是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来。”右派分子顾执中在被揭发的时候，说人们讲话有四类情况：好心说好话，好心说坏话，坏心说好话，坏心说坏话。他说他自己就是属于“好心说坏话”那一类的。以上这些右派分子的无耻狡辩本来是毋须再费力去驳斥了，因为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可是这里也有一种比较容易迷惑人的谬论，值得进一步加以揭露，这就是按他们那样讲法，似乎人们的立场，除了自己以外，别人都是无法了解的。这也就是说，人们的立场，对于别人都是“不可知”的。人们的立场是不能够客观地判别的。
我们认为，人们的立场是可以客观地判别的，人们的政治立场不是不可知的，因为它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说，一般的东西总是存在于个别的或特殊的东西里面，本质总是存在于现象里面，那么，人们的基本政治立场，总要表现在他们对待许多政治问题的态度上面，也就是表现在他们对待这些政治问题的言论和行为中间的。人们是否站在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不能光听他们自己说的什么“把骨头烧成灰”之类的鬼话，而是要看他们的言行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业。毛泽东同志已经向我们指出了判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用这六项标准来具体检查人们的言行。那么，是否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问题，是可以分辨清楚的。这也就是说，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就要看他是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是否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否赞成人民民主专政，是否赞成民主集中制……。另外，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看他们是否拥护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否拥护对重要农产品和其他重要商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否拥护肃反运动，是否拥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而在当前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人们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不也是完全可以根据他们平日的言行、特别是这次运动中的言行而客观地判别吗?因此，尽管右派分子不承认自己立场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但是，人们根据长时期以来，特别是“大放大鸣”以来他们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仍然可以肯定他们的立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铁的事实既然推不掉，那么，他们的右派立场是无法推掉或赖掉的。
人们进一步要问：判别人们行为的正确和错误，是否有客观真理性的标准呢?强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会不会和“良心”、“公理”和“正义”相违背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不谈什么无产阶级立场，而凭“良心”和“公理”、“正义”等等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呢?
“不要无产阶级立场，凭良心(或“公理”、“正义”)办事”，说来很好听，其实是办不到的。因为，抽象的“良心”、“公理”和“正义”等等是不存在的，而具体的“良心”、“公理”和“正义”，归根结底仍然逃不脱立场问题。而在阶级社会中，就逃不脱阶级立场问题。先用一个狼和羊的比喻来说明吧：如果我们从“良心”出发，我们当然不愿意让世界上发生任何悲惨的事情。我们如果从“公理”“正义”出发，我们当然不愿发生弱肉强食的事情。这样，我们当然绝对不会赞成狼吃羊，因为，羊被狼吃掉，是十分悲惨的，是不公平的。可是以上这种主张，尽管表面上力求不要什么立场，实际上，仍然必须站到羊的立场上去，因为，如果要保护羊，就必须和狼斗争。可是，我们如果“公正地”替狼设想一下，那么，我们又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去了，因为，如果不让它吃羊，它又如何可以避免被饿死的命运呢?而对狼说来，活活被饿死，又何尝不是违反它的“公理”和“正义”呢?饿死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十分“悲惨”呢?由此可见，在这里，两全其美的“公正”事是没有的。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中，就透彻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的“公理”“正义”的虚伪性。他说，要讲“公理”，不实行除恶务尽的原则，那么，害人最厉害的霍乱病菌，看起来性格又何尝不是十分老实呢?然而医生是决不能放过它的。以上这些比喻，只是一些比喻，并不能简单地搬来用之于说明人类社会的问题。但是，这些比喻，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矛盾的世界中硬要否认矛盾，在存在着敌对事物的时候硬要主张不分敌我，不仅是办不到的，而且是十分有害是。我们说，在阶级社会里，“良心”、“公理”、“正义”都是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的。例如，从工人阶级看来，剥削旁人的劳动是十分不合乎“良心”、“公理”和“正义”的，可是，从资产阶级看来，剥削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在“良心”、“公理”、“正义”面前是丝毫无可非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阶级社会里，要求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关系能够合乎超阶级的“良心”、“公理”或“正义”，也就有点要求狼能够对羊实行什么“良心”、“公理”、或“正义”的原则是一样的困难和荒唐。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良心”、“公理”或“正义”，都是有阶级性的。譬如说，反对以强凌弱、以大压小，反对压迫，这该算是坚持“正义”吧?但是，离开阶级立场而谈反对“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也就会做出最坏的蠢事来。这种不分敌我而抽象地反对“以大压小”的“好心”人，他们会在过去反动派压迫人民的时候，坚持“正义”的精神而反对反动派。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人民的政权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他们又会抱着同样的“正义”精神来反对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压迫”了。他们认为应该对反革命分子一律实行无原则的“宽大”，事实上也就是主张放虎归山和纵蛇归壑，这难道不是一件极端荒唐危险的事情吗?瞿秋白同志普经翻译过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写的一个剧本——“被解放了的董·吉诃德”，那里面就叙述了这位具有超阶级的“良心”、“公理”、“正义”的保卫者如何被剥削者利用的故事。这种超阶级的“良心”、“公理”、“正义”的保卫者，“动机”是善良的，良心也不能说不好，可是他们未免太老实了。他们由于不懂得社会斗争的客观规律，结果就弄得自己到处碰壁。这种老实到滑稽可笑的“董·吉诃德”，尽管善良而勇敢，但是，他们的努力，不仅不能够给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真正有益的帮助，而且还要常常被野心家所利用，作出许多违反本意的、不利于人民的坏事来。
抽象的、超阶级的“良心”、“公理”、“正义”既不能作为判别我们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作为判别的标准呢?
有人说，不偏不倚的“良心”既然不行，那么，我们就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判别我们的行为是非的标准吧，又何必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呢?我们说，无产阶级立场和为了最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的良心，并不是对立的，而正是统一的东西。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虽然具有为了最大多数人服务的良心(主观愿望)。而不能把这种善良的愿望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也即不能把这个良心和对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又怎么能够保证这种善良的主观愿望不是空想而终于不能实现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立场，并不是别的，也就是这种解放最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良心，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的结合罢了。十八世纪后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可算是有为了大多数人的解放而奋斗的善良愿望了，可是，他们既不懂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良好的愿望都不能实现，而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才把解放最大多数群众的愿望，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样，人类对美妙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不去科学地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是片面地、自以为是地凭着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主观愿望办事，不仅常常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还会犯很大的错误。例如，中国曾是一个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果我们不懂得只有实行工业化和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彻底解放农民，而是错误地认为农民生活既然还不算太好，就不应该积累资金去搞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应该把这些资金分散，用来改善农民的生活，这样做的动机，大概也不能说坏吧，但它的实际结果，却会使中国永远停滞在一个农业国的水平上，不能变成工业国。这样。生产力既不能很快发展，农民生活也不能有真正的提高。由此可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良心，必须建立在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只有站在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阶级这一面，才能够真正推动历史前进，并且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在现阶段，这个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先进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负担着为资本主义掘墓，并且把人类历史大大推进一步的伟大任务。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当前社会历史发展的利益完全一致，所以，无产阶级和任何剥削阶级不同，它不仅不害怕真理，而是必须坚持真理，才能取得自己的解放。所以，我们说，无产阶级的党性和科学性是完全统一的。或者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是拥护历史前进的利益，也就是拥护客观真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有些人怀疑，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就会有所偏袒，就会为了一个阶级的私利而违背客观真理，这种看法，是由于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致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以下两种看法也是错误的。第一种看法认为：“我既然站在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我的意见就一定是合乎社会主义的利益的，就应该被接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尽管有些人的主观愿望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的，可是，如果他并不去科学地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怎么可能保证他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呢?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了许多错误的意见，还自以为都是对社会主义大有益处的，其实不过是主观主义罢了。
第二种看法，是认为人们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必经过长期锻炼就会坚强地建立起来。有这种看法的人常常夸口说：“我的立场问题过去早已解决啦!”从这句话看来，好像立场问题在一个早上就能完全解决似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对于并非出身无产阶级而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其它剥削寄生者家庭的人们，问题更不会这么容易解决了。而且，人们即使经过了思想改造和各种锻炼，把立场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他仍然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发生立场的动摇。人们的立场，有时候会在这一个问题上站得稳，经得起考验，可是在另一个问题上却发生了动摇。有的人解决了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立场问题，可是，形势发展了，人们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他却会停滞不前，这样，他的立场仍然会发生动摇，而有的人甚至还会从迅速前进中的列车上跌下来，走到反动的道路上去。比如，有的人在昨天还是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在今天竟然会不满意或反对统购统销。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激流中，他们的脚跟站不住了。因此，有人认为自己在过去经过民主革命的考验，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立场问题早已解决了”，其实，这是大可怀疑的。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丝毫也不懂得两个革命阶段的根本不同，他们总是用民主革命中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问题。对于这些人，立场问题不仅不是“早已解决了”，实际上，恐怕在许多问题上，还根本没有解决哩!
中国古语说：“疾风知劲萆”，这次右派分子的进攻和人民对右派分子的反攻，就是一场“疾风”。这一场“疾风”，对一切人们都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在这场斗争中，有不少同志是表现得很好的。比如，中国青年报上报道过的清华大学学生、共青团员罗健敏，在许多同学还辨不清那些反动言论的实质的时候，就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起来斗争，没有任何的动摇。和罗健敏这样的同志相反，也有很少数人的立场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面前，竟然变成了“逃兵”，或者竟然可耻地投降了，也跟着右派分子咒骂起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来。
除了以上这两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在右派分子进攻的面前，表现出一些立场模糊、敌我不分和是非不明的情绪来，他们的政治嗅觉十分迟钝，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在人民对右派分子发动反击之后，还麻木不仁，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表同情。他们对右派分子抱着很多的“温情”，不赞成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斗争。这些人的感情，和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比较起来，有相当明显的距离。例如，有许多工人在报上看到葛佩琦的反动言论之后，就气愤地向葛佩琦进行严词质问，可是，有的人并不积极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甚至还不以为然。为什么这些同志的感情和工人同志的感情相距如此之远呢?另外，在罗健敏同志驳斥黄万里的荒谬言论的时候，固然得到广大同学的支持，可是也有些人(包括少数党员团员)责备他的批评会影响这位教授的“整风的积极性”。可见，在知识青年之间，这两种感情的差别或对立，也是存在着的。
对于以上这种情况，有人说，“这只是感情问题，是政治嗅觉不高，并不是立场问题。”事情是否是这样简单呢?立场和感情、政治嗅觉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对于立场和感情的关系，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论调：“我的立场问题是解决了的，只是感情还没有转过来。”“理智上是接受了的，可是感情上还不能接受。”当然，这种所谓“思想和感情的矛盾”、“理智和感情矛盾”的心理状态，大概是有的。可是就其实质而言，这种矛盾，是否能和思想立场上的矛盾截然分开呢?恐怕我们很难否认，感情上的动摇，正是反映了立场的动摇，而感情上的敌对，实际上也就是立场敌对的一种表现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他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的感情变化的经过之后说道：“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很值得许多在感情上还没有起变化的同志们再仔细地认真地读一读。
谈到感情的起变化，我们只要留心地想一想，就会发现不少知识分子，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是和无产阶级在感情上有距离的。首先，就说对党的看法吧。在这次右派分子的进攻中，右派分子用了各种最恶毒的话来咒骂共产党，说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以“党天下”为目的的小宗派，说党员是“恶霸”、“土官僚”、“小和尚、小尼姑”、“没有人性”、“无恶不作”……许多工人农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愤怒，许多知识分子也非常愤怒，可是，也有很少数的知识分子听了之后却泰然处之。而在工人农民向右派分子反击之后，他们却认为工农的态度“缺少雅量”，“太过火”了。前后两种感情如此地不同，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我们再来谈谈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的问题吧。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原则，一般都是了解的，但是，他们在“感情”上常常是有所偏向的。例如，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承认应该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心里却喜欢极端的民主；口头上赞成有领导的自由，心里却喜欢无限制的自由；口头上承认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感情上却倾向于最好对自己不要加上“过多的”纪律。在这些问题上，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的心理状态是和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的，甚至还是互相对立的。他们在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一般说来，要比知识分子表现得良好。这难道只是由于“感情”所致吗?
再拿“才”与“德”的问题来说，这两者本来是不能偏废的。这里所说的“德”，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首先就是指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或人民立场上的政治品质。我们认为，不分敌我，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人，即使“才”高，实际上也还是没有灵魂。可是，有些知识分子和立场不稳的人，口头上虽也承认“德”是根本的东西，心里面却是只重“才”不重“德”。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在一个早上就可以完全建立的，因此，他们就提出了所谓“先专后红”这个在实际上是只要业务不要政治的错误口号。他们认为，在现在建设时期，政治家是不重要的，即使是经过长期政治锻炼的老干部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作用，而有“才能”的科学家或其它高级知识分子，那怕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是十分“宝贵”的。他们反对在培养干部的时候进行政治审查和政治教育。试问，这些观点不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么?如果我们选择和任用干部的时候，不问他们的政治面貌，而我们培养出来的干部，有很多是敌我不分的人，甚至还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呢?又怎么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的大厦不会被他们损害和倾复呢?
又如，每逢发生象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或镇反肃反运动等等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候，许多思想胡涂的知识分子和立场有疑问的人，首先不是支持工农的正义行动，而是首先怀疑群众的行动是否“过火”了，是否有“偏差”。他们的同情，常常是向着被斗争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违法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方面。他们在口头上对这些大运动的成绩也勉强承认，但心里面却常常认为缺点和偏差掩过了成绩。就肃反运动来说吧，他们当中有的人根本看不见这个运动的伟大成果，可是对于肃反工作中的个别偏差和错误，却大加挑剔。他们对受了反革命分子残害的人并无同情，对反革命分子也“恨不起来”，可是，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委屈”和“痛苦”，则关怀备至，右派分子黄绍竑到上海视察的时候，专门从三万七千多案件中，费了很多时间，才找出了五、六件处理有某些缺点或不完全妥当的案件，到处大喊大叫，说是肃反弄得人们都“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了。他在寻找缺点的时候，只问有无判重了的，并不问有无判轻了和漏网了的。黄绍竑如此同情反革命分子的命运，并且以反革命的“包青天”自命，自然是不难理解的，可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听到黄绍竑说肃反有问题，也就盲目地跟着大喊大叫，这自然是所谓“感情”问题了，可是，这种“感情”是什么阶级“感情”呢?
再说关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成绩和缺点的问题吧，右派分子说：不讲成绩、光讲缺点，才合乎整风精神(陈铭枢)。而有些人的“感情”，也是听说成绩而反感，听说缺点和错误而色喜。他们的眼睛，根本看不见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短短七年当中所创造的奇迹，看不见我们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没有经过流血和大的震动，用和平的方式迅速地完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为什么不见“舆薪”而只见“秋毫之末”呢?他们心目中的是非，为什么和广大群众完全相反呢?莫非他们真的是“封神榜”里的面孔向背后生长的申公豹么?他们讽刺肯定成绩的人是“歌德派”，挖苦那些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反驳右派分子的人是“卫道者”。“歌德”、“卫道”好不好呢?这首先要决定于他们歌的是什么“德”，卫的是什么“道”。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德”，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不仅不是什么“不好”，相反，不是应该看作“很好”么?还有人很欣赏“硬骨头”。在许多人的感情里，“硬骨头”就是最好的品德。这种感情在旧社会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旧社会里反对统治者的“硬骨头”，常常都是可敬佩的好人。可是，在人民作主的今天，提倡超阶级的“硬骨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思想混乱吧。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他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但这是对付敌人的。而对于人民和革命的力量，他总是全心全意为之服务的。所以，他又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请看，鲁迅先生的感情，对人民和敌人是如何地截然不同!在这次整风运动和所谓“大鸣大放”时期，有些人就提倡其“硬骨头”论，他们强调对领导越“硬”越好，提意见越尖锐越好，而如果有人出来说公道话，他们马上加以呵斥。这样的人，究竟是骨头“硬”呢，还是思想胡涂或立场可疑呢?照这些人看来，尊重党和领导上的意见，或者实事求是地坚持普遍真理，就算是“唯唯诺诺”的“软骨头”或“不用大脑”的“教条主义”，而反对领导上的意见，反对党的主张，就算是值得鼓掌的“独立思考”。照这些人的逻辑看来，似乎说“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教条主义”，而只有说“一加一等于三”才算是“独立思考”哩!而且，照这些人看来，似乎只要是“独立思考”，即使是不合事实的夸张，也要比所谓“教条主义”值得赞扬。人们不能不问：这种“感情”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具有这种错误的“感情”的人，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总是容易片面地支持右派分子的破坏性的批评和其它错误的批评，而对于正确的反批评，却总是容易感到不满。他们强调说，“人家的意见里有合理的核心啊!”“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善意来接受其中正确的部分啊!”他们说：“人家是善意帮助我们整风呀，我们怎么应该反驳呢?”自然，右派分子对我们的批评，只要有符合事实的地方，我们当然是要改正的。可是，右派分子的根本用心，既然是要颠复人民的天下，我们对于他们的进攻，怎么能够不首先给以坚决的驳斥呢?既然右派分子梦想利用整风运动来制造“匈牙利式”的暴乱，把“洗脸”变成“杀头”，把“拆墙”变成“拆屋”，我们不首先揭穿其凶险的阴谋，难道反而应该首先向他们的“帮助整风”致谢么?“聊斋志异”里记载了一个荒唐而有趣的故事：一个人的头被一柄锋利的快刀砍落在地上，这个头还连声称赞说：“好快刀!好快刀!”刀确实是快的，可是被砍落的难道不是自己的头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刀先夺过来，再用其它的办法，而不是用割断自己颈项的办法来证明刀的锋利呢?我们那些不断称赞右派分子的进攻有“合理核心”和“正确因素”、甚至还感谢右派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同志，听听这些荒唐的故事，未必没有益处吧?公正客观的态度，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但是“客观”到忘了立足点，甚至把立足点移到反社会主义的敌人立场上去，难道是适当的么?
一面是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抱着十分“客观”的态度，要求人们在右派分子的诬蔑当中去找什么“合理的核心”和“正确的因素”，另一面对自己同志向右派的反击却又挑剔和苛求得无微不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清华大学共青团员罗健敏贴出了反驳右派言论的大字报之后，有少数党员团员对他的正义行动不鼓励，不支持，反而说他做得不好，说他的反驳文章“逻辑不清楚”，“说服力不强”，甚至班上还专门开会批评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罗健敏同志回答得很好，他大意说，你们为什么在我开枪向敌人射击的时候，不首先支持我，说我做得对，然后再来批评我瞄得不准的缺点呢?
这一场斗争是十分有益的，它提醒了许多人：不要把“感情”看得太神秘太抽象。“感情”问题，常常在实际上也就是立场问题，至少也是和人们的立场密切相关的。最后，让我们谈一谈政治嗅觉或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在这次右派分子的进攻面前，有许多人，包括不少的党员团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党员团员，患了政治上的伤风感冒，嗅觉迟钝，甚至根本不灵。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实际斗争中分不清哪边是是左，哪边右，有些人看不穿右流向党进攻的阴谋，把充满恶意的毒药当作“治病”的仙丹。这些同志嗅觉之所以失灵，除了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还缺乏必要的政治斗争经验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某些方面，甚至在许多方面，和右派分子起了共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确实，如果人们的思想还不能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那么，他们对于右派分子的许多荒谬论调，当然也就不能敏锐地辨别出来了。有许多工人和农民，文化水平并不高，对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敏感，反而比有些知识分子高明许多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难道不正是证明了感情和政治嗅觉首先是由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么?
自然，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也是政治嗅觉不高的一个原因，不过是第二位的原因。右派分子是十分狡猾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富有政治斗争的经验的，擅长一套迷惑老实人的手法。他们会把自己对党的进攻，装扮成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他们把到处放火叫做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们把对党的各种恶毒的污蔑叫做帮助党“除三害”。他们口口声声不离开“拥护党的领导”，可是，这句话在他们口中只是一句空话，在这句空话下面，他们话发出大量绘声绘影的攻击，把党加以极端地丑化，说是党员从“老和尚”到“小和尚”都已经变质腐化了。他们表面上也说几句拥护社会主义的话，接着就硬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他们这套两面手法，就把许多没有政治经验的人骗过了。章伯钧就是很会玩这一套两面手法的，例如，在他开始被揭发的时候，他马上写了一篇“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他对于阴谋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章罗联盟一字不提，反而着重地抬出什么反对党的文字改革主张，做为“严重的政治错误”的内容之一。这个“检讨”，实际上是暗示说人们对他的批判不过是小题大作罢了，甚至还是暗示人们说，共产党是不允许旁人批评的。他这一套手法是不能挽救章罗联盟复灭的命运的，但是对于这一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有些缺乏政治经验的人，常常喜欢发表一些可笑的书生之见，在客观上就帮助了右派分子的进攻。他们会跟着右派分子喊道：“反动言论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它起不了什么作用，何必大惊小怪?!”对的，右派分子妄想搞什么匈牙利事变，是已经遭到完全破产命运了。可是，他们所刮起的一片乌云，在一定时期之内俘虏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没有政治经验的青年，跟着他们吵吵闹闹，却未必是不可能的。“战国策”里有一个“曾参杀人”的故事说：孔子的学生曾参，是一个很老实的好人。由于有一个和他同名字的人杀了人，人们便把“曾参杀人”的消息告诉曾参的母亲。她正在织布，第一个人跑来告诉他“曾参杀人了”，她根本不相信。第二个人跑来说了同样的话，她还是不相信。可是，第三个又跑来说“曾参杀人了”，她也就“逾垣而走”了。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到处散布对党的造谣和诬蔑，何尝不会使一些老实人被“曾参杀人”的消息所暂时迷惑呢?
立场、感情、政治嗅觉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要真的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就要转移(锻炼)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感情为无产阶级的感情，就要变政治嗅觉迟钝为政治嗅觉敏锐。否则我们即使有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善良愿望，仍然会受到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的欺骗，甚至还会作出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错事来。
提出立场问题，我们就有了战胜右派分子的犀利武器，但是，在应用阶级分析这个武器的时候，必须具体分析，不要乱用，不要绝对化。
首先，分析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根据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这里所说的事实，主要就是人们在各种政治问题上和阶级斗争中的认识和表现。在分析的时候不要夸大，并且注意防止片面性。比如，在过去进行阶级立场教育的时候，就有个别的同学认为吃饭时掉了一颗饭，也是阶级立场问题。还有些青年在去年提倡服装美化的时候，竟说不穿花衣服是“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不适当的。这种批评容易引导人们对“小是小非”十分关心，甚至弄得人们无所措手足，而真正是阶级立场问题的“大是大非”，反而显不出它的重要性来了。我们要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密切关心，而不赞成对非政治的“小是小非”斤斤计较。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要区别右派分子的谬论和非右派分子的善意批评，不能把非右派分子错当做右派分子，也不要把真正的右派分子随便放过。总之，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最大多数群众，达到彻底打退右派分子进攻的目的。
第二，坚持正确立场，绝不是提倡作风的生硬和粗暴。我们必须提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在争论中以理服人的作风。有人在作辩论的时候，态度粗暴，而不会以理服人。有人写文章的时候，不管具体情况，总是喜欢搬弄书本，讲许多表面高深实为空洞的话。这都是脱离群众的，应该改正。总之，我们坚持正确的原则，绝不应该妨碍我们去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应该善于团结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善于启发群众的觉悟，而不是遇有不同的意见就谈不下去。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作风，正是这一次党的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对象，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同时改正这种错误的作风。
第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决不是主张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决不是护短。相反，只有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有的人以为，要站稳立场，就是只许讲党和工人阶级的好话，不许讲党和工人阶级的坏话，只许讲我们工作中的成绩，而不许讲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以为，让人们讲了党和工人阶级的缺点和错误，就会影响到党和工人阶级的威信。这些看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不断地揭露缺点和实事求是地改正错误当中前进的，党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难道不正是为了揭露和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么?
第四、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绝不是提倡“唯成份论”。在这场斗争当中的事实表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阶级立场问题上，确实比许多知识分子显得明确而坚定。但是，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按照人们的阶级成份和出身来划分我们的阵线。右派分子所以应该反对，并不是因为他们出身和成份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斗争中立场不稳，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他们在这几年里有了很大的进步，有许多人还成了共产党员。他们当中有些人犯了些错误，但是，只要弄清楚自己的错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会坚决地站在反右派的斗争队伍中来。工农群众中也有人犯错误。尤其是青年工人和农民，他们常常由于既没有政治经验，又没有社会经验，很容易对改善生活有过高过急的错误要求。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容易受右派分子的欺骗的。对于他们，立场的锻炼并不是不重要的事情。
这一次反右派的斗争，实质上是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很迅速，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胜利的，所以，有许多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人们思想中的许多错误观念却还没有来得及澄清，在有些人的头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人们对于许多新事物也还不很习惯。另外，由于缺少经验，由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存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亟待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当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决定进行整风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向党和政府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企图利用党整风运动的机会，篡夺党的领导，重温资本主义的旧梦了。因此，打退右派分子进攻，是一个关系到全中国人民命运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把右派的进攻打退，才能够顺利地开展整风运动，才能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只有经过这场大争论，社会主义的思想，才会取得更进一步的更重大的胜利。
这一场意义十分重大的斗争，是每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所必须积极参加的。而且，这场斗争也是人们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好机会。
在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有些人过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理论”知识，很象是温室中的花朵，一遇到疾风暴雨就不能抵抗。另外有些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为了装门面，而内心却是原封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后面这一种人，在“大放大鸣”当中便把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露出来了。这些在“鸣”“放”当中暴露出错误思想的人，有的人不自检讨，反而抱恕说：“毛泽东同志说的六项政治标准，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们呢?”其实，谁说没有讲过呢?这六项政治标准的基本精神，难道在宪法里没有说过么?难道在中共八次决议里，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没有讲过么?为什么有些人在“大放大鸣”当中就把这些基本政治原则完全抛弃呢?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指南针是作辨别方向用的，平时航海用得着，遇到风浪当然更离开不得了。为什么有些人偏偏在碰到大风大浪的时候，把指南针丢掉呢?自然，我们这里谈的不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口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就是骗人的幌子。可是，对于真心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不能不在这次斗争中得到有益的教训了，既然学游泳必须到水里去，同样，要真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必须到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当中实际地学习它。
青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年们肩上的责任是极端巨大的。青年们如果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锻炼得很坚强，又怎么能够担起这一项艰巨的任务呢?我们知识青年在这次斗争中尤其应该深刻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竟然被章罗右派联盟看成了他们进攻的“弱点”和可以首先争取的“对象”，这是何等可痛心和可警惕的事?因此，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坚决打退右派的进攻，并且在这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中，把自己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本领提得更高一些，把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锻炼得更坚强起来。
来源： 原载《中国青年》1957年14期，选自《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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